1932-2019：五代女性的故事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928 篇文章

题图：五世同堂，图片由作者的妹妹提供。

作者：商周，男，1974 年出生于中国江西，现居德国。免疫学学者，《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在外甥女今年喜得千金之后，我建议妹妹邀请上母亲和外婆一起拍一张五世同堂的照片。

正好春节团聚在一起，照片在几天后就传了过来。拍得不算好，五个人站成了一条斜线，而且背景也嘈杂得很。通过裁剪，才勉强地让五代人的脸成为了照片的焦点。

不过也好，这张不太规整的照片，正好体现了过去百年里农村普通女性的生活：难得如意。

 外婆 

外婆是 1932 年生人，在家里五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三。外婆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以至于买不起裹脚布，这让她有了一双适合劳作的天足（这是外婆自己的说法，但不一定准确，因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家乡裹脚虽然还有，但已经不是必需）。

也是因为家穷，八岁时她就被卖到十几里外的一个村里当童养媳。外婆的父母为此收获了几桶谷，但苦了的是她自己。在未成年正式完婚之前，外婆就是那个家庭里的一个小仆人。

好不容易熬到了十七岁完婚了，外婆自己却从那个人家里逃了出来，原因是新郎得了“黄肿病”（家乡的土话，应该是肝炎）。虽然逃离了一个快要死去的男人是一件幸事，但回到娘家后外婆的日子也不好过。毕竟是已经嫁过人的女人，很难再找到好的人家。

外婆的第二次婚姻是由他父母做主许配给了已经有了老婆孩子的男人，也就是当人家的“小老婆”。虽然那个时候已经解放，但在乡下娶两个老婆还是被允许的。再说，已经嫁过人的她也没有多少选择。

外婆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不正经”的男人，好吃懒做还油嘴滑舌。这样的人在解放前还吃香，但等到解放后就不行了。外婆在和他一起生活了不到三年，又一次坚决地从婚姻里逃了出来。

确切地说，那个好吃懒做的男人是我的外公，因为外婆是带着三个月的身孕离开那户人家的。

这一次，外婆很快就在娘家的村里找到了第三任丈夫，不久后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就是我的母亲，那是 1955 年。在生下了我母亲之后，外婆先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娘家贫穷的外婆之所以还能够不断地把自己嫁出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很会干活。她那种超人的干活能力，在村里是有名的。

家乡有着一种说法：“不能做的人就不用干活，能做的人就是有做的命”。这个说法至少在外婆身上是适用的。她小时候就做童养媳，第一任丈夫得了“黄肿病”，第二任丈夫干脆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主。好不容易嫁到了这个能干活的第三任丈夫，他却在她们结婚十五年后的一个雨天遭到了雷击死在了田里。

外婆相信这是天命，所以没有打算再嫁人。那是 1970 年，38 岁的外婆开始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长大。除了在生产队上挣工分，她还需要努力种好自己的自留地。

要不是后来她的儿子在 18 岁时因为癫痫而死去，外婆也就这样一个人过下去了，不会迎来她的第四个丈夫。失去了唯一儿子的外婆，决心再嫁人，因为她想要一个儿子。那是 1976 年，外婆 44 岁。她的第四个丈夫 40 岁，是“招亲”过来的，也就是从别的村庄“嫁”过来的。

之后外婆的确生产过两次，但不幸生下来的都是畸胎，于是在无奈中接受了没有儿子的现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外婆把她的第二个女儿当成了儿子，让女婿“招亲”上门。

外婆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劳动，或者说喜欢靠劳动去挣钱。从小时候去做童养媳开始算起，她的“工龄”已经有了近 80 年。小的时候是给人干活；成家有了儿女之后是为了养家；等到儿孙满堂也不再有经济负担的时候，她却依然在不停地干活。

▲ 2014年，82岁时的外婆，拍摄/商周。

这么说吧，就在前几年，八十多岁的外婆早就不种田了，但她却依然每天都在劳动。

在春天，她会上山去拔嫩竹笋，也会去地里采可以用来做米果的鼠曲草。在夏天，她会去山上去砍野山楂的枝叶（家乡的一种茶叶），去水沟里摸田螺。在秋天，她会去山上采野生的栀子花（可以食用）、采坚果。就是在冬天，她也会去山上采毛菇（家乡一种生长在冬天的一种味道很好的蘑菇）、砍毛竹。

上面提到的还只是她老年时劳动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她要把这些东西拿到镇里的集上去卖，将它们变成收入。也是因为这样的劳动，八十五岁之前的外婆在经济上完全自理，而且还有富余。

八十五岁那年对外婆的生活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身体健壮了一辈子的她在那一年得了脑溢血。虽然没有瘫痪，但生活已经再也不能完全自理了。尤其大脑受到了较大影响，不仅记不起很多事情，也失去了买卖时算账的能力。

但这依然阻挡不了外婆的劳动，在稍微清醒的日子，她依然会带着平时收获来的山货去赶集。因为不再会算账，她就把东西摆在一个熟人摊位的旁边，请人帮忙。

如果哪天您在我的家乡的集市上，看到一个卖土特产但不能算账的老太太，那应该就是我的外婆。

 母亲 

母亲出生于 1955 年，一个大饥荒年代的前夕。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时候的饥荒，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对我母亲的身体，外婆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病，真的不像我”。

在我的记忆里，年轻时的母亲患有牙疾，总是疼得大叫。除了牙疾，她那时还患有风湿病，我总记得小时候她带着我去找用来入药的车前草的情形。后来，风湿病居然好了，牙疾因为牙齿基本上拔光了也得到了解决。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疾病：坐骨神经痛、肾病、皮肤病……

“不能做的就人不用干活，能做的人就有要做的命”，家乡的这个说法却不适用我的母亲。按那个说法身体不好的她应该是不用干活的，但她在六十岁之前干的活一点也不比外婆少。

因为出生在解放后，母亲本来时有机会上村里的小学。但外婆认为女孩子上不上学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能干活就行。没有去上学的母亲从七岁开始给生产队放牛，外婆还要给她挑一只带仔的母牛放，因为每年能多挣 200 个工分。

外公意外去世的那一年，母亲 14 岁。从那一年起，母亲就开始像成年女人一样在生产队干活，直到几年后嫁给了我的父亲。

和那个年代所有家乡的同龄人一样，母亲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然后由媒人牵线完成的。父亲是村里的干部，做村干部的妻子，意味着有着更多的活要干，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分田上户之后显得尤其明显。因为父亲经常在村做事，母亲不仅要多干农活，而且平时还经常要做饭招待客人。

但相比于外婆，母亲还是幸福的，因为她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和父亲很少争吵，打架更是从来没有的，这在他们的同龄人里是少见的。

母亲和外婆都在不停地劳作，她们的劳动有相同的部分，比如农活、家务；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外婆一辈子没有领过工资（如果当年在生产队领工分不算的话），而母亲则打工多次。

▲ 2014 年，59 岁时的母亲，拍摄/商周。

母亲的第一份工资来自家乡村里的一家砖厂，那是 2011 年。当时 56 岁的她在砖厂里一个人负责把煤灰一铲一铲从卡车上加进红土里，拿着计件的工资。天气好的时候，砖厂一天能用一车煤灰。她便能拿到八十元左右，那总让她高兴得很。

再后来，母亲跟随妹妹住进了县城。住在县城的母亲还先后做过几份工作：在工地当过厨师、在制衣厂剪过线头、也在建筑工地打扫过卫生。直到六十岁以后因为坐骨神经痛不能再胜任每天都需要出勤的工作，才只在家里做家务以及在县城的郊区开荒种菜。

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就是六十岁后的她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了。

 妹妹 

妹妹是 1976 年生人，出生于改革开放前夕的她，注定要过一种与母亲和外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1993 年，妹妹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于是去了新余的一个电子职业学校。那个职校实际上是一个中介机构，在那里学习了三个月后，会被“分配”到沿海城市的一个工厂里上班。妹妹去的是珠海一家跟电子没有什么关系的摩托车工厂，成为了一个安装发动机的流水线上的工人。

九十年代初，“打工妹”和“打工仔”这两个词才兴起不久，和“民工”这个词一起取代了“盲流”。那时我正在上大学，妹妹工作不久后便给我寄来了一千元钱，这是她当时两个月的工资、我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她还给我寄来了照片：在珠海的海滩上，一个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的打工妹。

1995 年，我大学毕业，去了外地工作。父亲看出来我以后不太可能回老家，便想让妹妹回家，因为他不希望将来一个子女都不在身边。一年后，妹妹离开珠海回到了家乡。

1996 年，家乡的县城像大多数内地县城一样，经济上依然薄弱得很。县城几个国营老厂在慢慢陷入困境，而新兴的企业却还没有跟上来。那时县城的户口政策开始松动，可以买卖。父亲花了四千块钱给妹妹买了一个县城户口，然后又花了五千块钱买了一个工作。从此妹妹便成了一个“城里人”，并开始在县城的一家地毯厂上班，成为了一个手工编织地毯的工人。

手工编织的地毯很精美，对工人的要求不是速度、而是精致，那是一个还比较适合她的职业。但因为手工地毯的销路不好，工人不忙也就工资有限。厂里过年过节的时候倒是也会发一点福利，虽然很薄，比如元宵节的一碗饺子和中秋节的几块月饼。但这份薄薄的福利依然能给她快乐，并把这份快乐延伸到整个家里。也就在那段时间，她恋爱和结婚了，一年后有了女儿。

虽然那时候村里头的婚姻主流还是媒人介绍、父母包办，但妹妹却坚决地拒绝了父母为她相中的男孩，而且选择了自由恋爱和婚姻。但其后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证明，妹妹从这段婚姻里收获的并不是幸福。虽然个例不能说明哪一种婚姻方式更好，但妹妹的婚姻质量比母亲的相差实在太远。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原本就在艰难中维持的地毯厂终于难以为继，妹妹就那样失去了工作。她也再次离开了家乡，到广东东莞的一家电子厂当了一个流水线的工人。

虽然中国在那场危机中成功地软着陆，但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让农村陷入了长达几年困境中。县城的许多老厂都在那几年倒闭了，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农村和县城去了沿海城市，民工潮在那几年达到了顶峰。让人难忘的春运的拥挤，在那几年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好几次妹妹从县城坐火车都是从窗口爬进去的。

从窗口爬进火车当然不是滋味，在车厢里被拥挤得不能动弹更是艰难，但这些都是为了走出去才可能有的希望。可是，经济危机中的沿海城市同样在困境中挣扎，没有为蜂拥而来的民工潮做好准备。不少打工妹（仔）为了谋生不得不在多个城市和行业间流转。在那几年，妹妹先后去了三个城市，做过工人、擦过皮鞋、摆过地摊……

那样的到处谋生的日子让人疲惫, 在外面摆地摊的经历让她有了回乡做生意的念头。2003 年，妹妹再一次回乡，在县城开了一个小服装店。服装店不大，一个小小的店面，在县城的人流量还算不错的农贸中心。回乡做点小生意，是大多数打工妹（仔）的理想，妹妹在外面打工十年后终于把这个理想变成了现实。

这样的“创业”让她自己充满了动力，勤勤恳恳地经营着那个小店。那时中国已经在经济危机中开始复苏，但这种复苏在内地的县城却来得慢一些。更多的人依然在外面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到家乡。所以，服装店的生意在春节的时候还好，平时就清淡得很。用妹妹自己的话说就是守在店里半天才来一个顾客，而且还价得厉害，最后就像讨钱一样赚得一点微薄的利润。

这样的清淡的生意终是难以糊口，服装店在一年后便关门了。

妹妹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她不得不又一次踏上了外出打工旅程。这一次去的一个新的城市：厦门。

在厦门，她先是卖了一年快餐，然后去了一间眼镜厂做了一年工人，最后去了一家电子厂。她在那家电子厂做了七年：从流水线上的普工、到领班、到主管，直到 2016 年辞职。

▲ 2014 年，妹妹（左二）和她的工友们， 照片由作者的妹妹提供。

妹妹辞去工厂流水线上主管的位置并不是有了更好的工作，而是她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为了不给老人增加负担和避免隔代抚养带来的弊端，妹妹决定自己来带这个女儿。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夫妻两个人中的一个需要放弃工作，对于还在还着房贷的他们来说（那时他们在家乡的县城买了房子），只靠一个人打工的工资来维持生计就是一个问题。

在权衡各种方案后，妹妹一家选择了离开厦门，返回了家乡。于是在外出打工二十三年后，她第三次返乡谋求生计。

2016 年的家乡县城，和她前两次返乡时有着太大的不同。因为房地产业的发展和教育资源的集中，县城有了十几万的常住人口， 已经成为了一个小规模的城市。县城的发展给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或创业的机会，当然也意味着同样激烈的竞争。

因为在厦门的时候学过美甲，妹妹先是和她的大女儿一起在县城开了一家美甲店。小店不大，在县城的一个农贸市场里面。虽然房租不贵，但生意难做，尤其是对于刚从外地回来的她们来说。

美甲店开了不久后，妹妹就在店里就同时卖起了时装。不用说，肯定是因为美甲的生意不好，她又重新拾起了十几年前第一次回乡“创业”时的手艺。慢慢地，店里的时装越来越多，最后美甲的摊位就干脆撤掉了。

这不是说她店里的时装生意就好了，也就是勉强糊口的样子。开时装店是一个几乎没有门槛的行当，所以竞争来得分外激烈。而且，因为年轻人更喜欢在网上买衣服，这也给实体店带来了冲击。还有，一般来说买时装的店主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好的模特，这样才能带来生意，而妹妹却是一个一米五的小个。

妹妹的时装店是在一年后关门的，然后换了一个店面卖起了童装，这也是她们那个市场里的第二家童装店。在妹妹开那个童装店之后的半年，那个市场的童装店的数量增加到了 10 家。

不过，这一次妹妹幸运地成功了，生意的利润第一次超过了养家糊口的水平。一年后，她在县城的另外一个市场开了一家分店，交给了她的大女儿打理。

妹妹今年 43 岁，却有着 26 年的打工生涯。在这二十几年里，她三次离乡，三次返乡。这些年来，妹妹从事过十多个职业，流转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在这个分工越来越细不少人一生只有一个职业的年代，这种经历的艰辛远远大于其中的乐趣。

可在现今的中国，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度，有着数以亿计的像妹妹一样的打工妹（仔）。她们从农村出来，行走于离乡和返乡的旅途中，生活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在市场经济的洪流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块石头可以依托。 

 外甥女 

外甥女出生于 1997 年，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前一年。因为那次金融危机，妹妹和妹夫双双在县城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去了沿海打工，而年幼外甥女就交给了我的父母抚养，一直到她上了初中。

像大多数隔代抚养一样，父母对外孙女的溺爱大于严厉。外甥女的学习不好，初中没上完就辍学走向了社会。那时她父母都还在厦门打工，于是她也去了那里，在一家美容店里学习美容美甲。

一次我和妹妹一起去美容店看外甥女，一进门听见店的老板娘说:“阿姨，请坐。”我茫然四顾，不见“阿姨”。这时候妹妹说话了：“不用，谢谢。”

我才明白过来，妹妹已经被美容店的老板娘称为阿姨了。不经意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她的女儿也在开始打工。岁月就这样走过了一个轮回，一个打工妹的轮回。

相比于妹妹，外甥女的打工路则显得简单得多，也谈不上艰辛。

学美容美甲虽然有点难度，但要比在流水线上轻松。就在外甥女在美容店出师后不久，她就随父母一起回到了老家，并和她母亲一起开起了美甲店。

在美甲店不得不关张而且服装生意又没有成气候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外甥女也独自一人出门打工，但去的是一位熟人在浙江开的一家美容店，所以也谈不上有多苦。

等到她母亲的童装生意做了起来开了第二家店，她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店主。

再之后，她结婚了，随后也有了自己的女儿。

▲ 2019 年，外甥女和她的童装店，照片由作者妹妹提供。

外甥女的婚姻也是自由恋爱的，男方从朋友变成了男朋友，然后再变成了丈夫。我衷心祝愿他们的婚姻幸福，像她的外婆，别像她的母亲。

22 岁的外甥女，她的职业生涯也才刚刚开始。

 重外甥女 

外甥女的女儿出生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现在正在摇篮里微笑着。

▲ 2019 年出生的重外甥女，照片由作者妹妹提供。

在照片里的五代女性里，外婆和母亲都是文盲，而且也都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县城；妹妹和外甥女都读了初中，也都去过外省；而刚出生的重外甥女，她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从 1932 年到 2019年，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变迁，文中的五代女性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生活，这种不同表现在各个方面：教育、工作、婚姻……

我没有提起她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个世界有着无数的这样的外婆、母亲、妹妹、外甥女以及重外甥女。她们的生活没有苟且，也没有诗和远方；她们只是努力地生活着，普通又卑微，平凡还艰辛。

我之所以把这些写成文字，是因为她们代表了无数平凡的女性，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一个逝去的中国百年。

（全文完）

谨以此文向所有的女性致敬！

今日话题：

在这些平凡女性身上，你有没有看到熟悉的画面？

或许是已在鲐背之年的老外婆仍在坚持劳作的背影；

或许是性格刚硬，却因为孙女回来，一下变温柔的奶奶；

或许是坐在屋前缝缝补补的、安静的外婆；

也或许是整日忙忙碌碌的妈妈……

一诺曾经写过《一诺：别等到咱后悔》，分享了最亲爱的姥姥的故事，里面有姥姥聊大扫荡的音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来听一听。光阴易逝，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有爱就及时表达。

也欢迎你来留言区一起聊聊心中印象深刻的女性故事。

（留言精彩的话，我们可能会整理出合集分享给大家，想匿名的朋友请注明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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